痴心岐黄 悟奉橘杏
山东省邹平县中医院 名誉院长 李明忠
【作者简介】李明忠(1940~ ),山东邹平县人。1967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医疗系,现任邹平县中医院名誉院长,主任中医师,兼任山东省首届老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山东半岛中医药研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会员、全国唯象中医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
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基础理论扎实,临床经验丰富,精于中医内科,擅长医药治疗心脑、肝肾、糖尿病、肿瘤、妇科等疑难杂症,频挽垂危、屡起沉疴、建树颇多。为继承发扬传统医学,弘扬中医药事业,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得到杏林同行的推崇和患者病家赞誉。科研成绩显著,多次获奖,其中《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标准》,获卫生部重大科研成果乙等奖;《益心口服液治疗真心疼》,获山东省卫生厅科研进步二等奖。主编《名医良方编诀》,参编著书8部,撰写学术论文50余篇。曾被授予“当代世界传统文化名人”、“传统医学博士(T.M.D)”、“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和“世界医药文化名人奖”等。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我已学用中医药学49个春秋之多。值庚寅金秋,思今追昔,感慨万千。我近半个世纪的亲身经历、诸实见证、风雨历程、追求探索、火红年月、沧桑巨变,的确是汗水之浇灌,拼搏之必然。因极度热爱,万分信奉中医,故做到了勤求博采,研古探今,由经典理论,到临证实践,日积月累,渐达医高德勋,因泛学妙识,才悟奉了“橘井”、“杏林”两个典故中主人公的善行。我的文题“痴心岐黄,悟奉橘井”和自律“豁达乐观多兴趣,问心无愧少私欲。博爱情怀待他人,奉献举止处世事”,意出一辙,涵蕴深刻。
中医之路 唯痴唯勤
(一)取法乎上 高屋建瓴
1961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学于山东中医学院医疗系。六年的中医学院正规教育,得全国名老中医刘惠民、张珍玉、李克绍等名家诸老亲炙,系统掌握了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各科临床医学和西医学知识,为深入发掘研究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临床知识。
古人云:“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欲精于医,须得法乎上,“上”即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医学基础理论。我常说,“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证候,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用药临阵,难以愈疾。故古今名医多自明理始,学以由深出浅法。明理之法,首重读书”。中医院校教材提纲挈领,示人以规范,自可为初学入门之必读书。然欲求精进,尚须遍读历代典籍名著。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之根本,是必须精读熟读之书。熟读《内经》增人智慧,于病理可左右逢源;熟读《本草》则方由我出,不受古方局限;熟读《伤寒》、《金匮》则辨证论治有法可循。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我认为,一本书只读一遍,其真正价值不可能理解透彻,往往很多地方被忽略过去;如忽略之处恰好是全书精华之所在,则难免有买椟还珠之虞。反复研读经典著作及名家各派的代表著作,乃古今名医有所建树、卓有成效的途径。因此,在对医籍的博览上,每得一医书,便如获珍宝,靡不废寝忘食,读然后快。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上至《内》、《难》、《本草》、《伤寒》、《金匮》以及晋唐以后各家学说,下至明、清医家及近代医林名著,莫不博览精研,颇具心得。
读书之法,强调要信、要静、要细、要深、要博。“信”即要相信中医、正确认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过程中的特色和优势,本着继承和发扬的原则读书,重在吸收其营养和精华,对未能理解的地方暂先存疑,以待探讨,断不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静”即读书要心静,有计划有秩序地反复研读、潜心默索,知其然,更当究其所以然,再静观默索地使心之本性与医学之本性自然契合;“细”即以把握全貌为基础,剔除异处,淘汰衍说,辨别讹字,点面结合;“深”即要深入探究,识其本质,别有会心,形成独到见解;“博”即要求博采精取扩大眼界,善于互参,识其正旨,知其隅反。读书如此,方能去伪存真,无远勿届,无往匪透,了然于心。以此指导临床,即可高屋建瓴,切中肯綮。
医哲同步,中医药学就是在广泛地吸收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尤其在古代哲学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以及医哲结合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与演变。我认为取法乎上,“上”,当包括哲学在内。虽先学唯物辩证法于中医学院,后又不懈涉猎古代哲学于临床之中,然仍有未登堂奥之感。80年代,医易研究热风行全国,面对这一关系到中医学能否真正振兴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我立即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研究中,与全国同仁一道攻读《周易》,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先后撰写了十几篇学术论文予以发微。如在《<周易>卦爻象义浅见》一文中,从象与义识、卦与爻浅识、卦象与卦义浅识、爻象与爻义浅识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周易》为中医学基础理论之源泉;在《周易、阴阳、中医泛说》一文中,通过《周易》中的阴阳学说、阴阳学说与中医的探讨,说明了阴阳观为《周易》和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和重点,中医学阴阳学说实乃源出于《周易》;在《数术与中医》一文中,以太极、阴阳、三才、四象、五行、六爻、八卦、干支、河图洛书等具体理论说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影响;而在《医易相通话阴阳》一文中,不仅认为医易相通重在阴阳,而且得出了医易之阴阳均源出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结论。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医易研究取得了蜕变出唯象中医学和中国象数医学两大新理论体系的重大成果,我均参与其事,并成为中坚力量。现在,我正作为中国象数医学创始人柳少逸先生的同道挚友,探赜取精,钩沉致远,为发展柳少逸先生创立的中国象数医学理论体系而耕耘。
(二)博采精取 深入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学渊远流长,基础理论博大精深,医学典籍汗牛充栋,诸家学说各有千秋。如金元四大家,伤寒学派,温病学派,温补学派等。而这些理论正确与否,适应范围如何,则必须通过临床实践来检验。我的临证过程就是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过程。
我的临床道路,可以说是学校出身的人走过的“常路”,即“泛读各科,浅涉各家,莫衷一是,结果是蜻蜓点水,广而不深”。在《齐鲁名医学术思想荟萃》一书征稿期间,我在给编者的信中说:“自己是‘杂家’派,什么病也看,可谓‘样样通,样样松,什么也会治,什么也不精’……虽‘学业不短’,但因天资愚钝,又不好学善读,故只是充数也。”并要求编者在撰稿时“要实事求是,切莫过誉称道,更不能胡言八扯。慎之,慎之。”
我常说,中医学术之奥秘在于临床。自习医之始,即把临床为主攻方向,在学习系统的临床知识之余,曾通读过许多古今临床著作。然临证之初,仍感无从入手,实际病证,与书本知识难以对证,似是而非,不易抓住纲领,更难彼此鉴别,切中一是。辨证立法,遣方用药,“不名一家”,作辍无恒,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益信古人所谓“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之言不虚。于是进一步广泛阅读各家论著,涉猎各家医案医话,增广临床知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经过数年临床摸索,渐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临床运用灵活自如,不再问津无路。此时方悟学习中医既要取法乎上,注重理论学习,又须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临床锻炼,如此方可进退有据,左右逢源,既可临证以医一时之疾,又能研究以救一论之弊。于是学业倍进,声名渐起。
读书之感豁,临证之效失,病家这愁乐,使余倍增临证之兴趣,益加坚定献身学术之信心。医林跬步三十年,旁参广征,奄揽众长,商量旧学,发皇新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临证之际,静聆病家中诉,偶然发问,洞中病情,要言不烦,所谓“其人不言,言必有中”,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全神贯注,苦心探索;全面精察,综合分析,究其要言,切中肯綮,灵活运用,谨密掌握,立方谨严,用药精当;不执一药而论方,不执一方以论病;不徇一家之好而有失,不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师古而有方圆,创新而有规矩;药味严淡而有出奇制胜之妙,潜心默察而无瞻前顾后之虞——遂有杂病派之风。精于内科,擅制心脑、糖尿病、肝肾病、妇科等疑难杂证;长于方药,熟谙针灸、推拿、整骨、心理等非药物疗法。临床常常以药物疗法为主,或针药兼施,或内外合治,切中病机,三因制宜,屡起沉疴,疗效卓著。再加医风端正,医德高尚,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遂声名鹊起,噪于一方。
(三)教学相长 管理有方
1968年7月我被分配至博兴县工作,先后在乔庄、寨郝医院工作。1975年3月调至博兴县城,创办县卫生学校,先任主讲教师,后任党支部书记。我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在课堂上深入浅出,生动易懂,注意启发学生思考问题,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因为中医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经验丰富,谈锋甚健,诙谐成趣,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倍受学员欢迎。共培训学员七百多人次。1993年荣获山东半岛中医药研究基金会第二届“齐鲁杏苑伯乐奖”。
1982年我调至邹平县城关医院,1983年4月改为邹平县中医院。当时全院仅有27间土坯房,固定资产四万二千元,药品周转金五千七百元,医疗设备只有一台30毫安X光机和一台旧显微镜,医院濒临瘫痪。我临危受命,出任中医院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带领全院职工艰苦创业,锐意改革,勇于进取,实行科室核算。短短十年间,把医院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县级中医院,三大效益年年有较大提高。到1994年,医院固定资产250万元,为改建时的60余倍;业务收入由年3万元增至200万元,为改建时的70倍;医疗设备37万元。由于成绩突出,医院连续六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1988年被卫生部命名为“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集体”,我也于1986年被评为山东省卫生先进工作者、1987年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省、地优秀医务工作者;获“富民兴鲁”、“振兴惠民五·一劳动奖章”、地区优秀知识分子;1986、87、88连续三年被评为县劳动模范;1988年滨州地区劳动模范。党和人民政府给予我荣誉,激励着我努力为振兴中医药事业贡献力量。
岐黄之学 终生为之——《黄帝内经》主要观点浅见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成书年代历经战国至西汉,非一人一时之作。它的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且数千年来就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和学术发展的圭臬。我接触《内经》,进行学研,始于60年代初,已40余载,总感学而不厌,痴心难舍,手不释卷。《内经》文字古奥,含义晦涩,本人不敏,才疏学浅,尽管学之有年,受益匪浅,然对该古典医籍,未能识透,粗而不精,故不揣简陋,仅就其主要观点,拙述浅见,谬误之处,谨请同道贤达,予以斧正,不胜感谢。
(一)《内经》主要观点简述
1.天人相应观
人生活在天地之中,因之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其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从而使机体产生相应的反应。故《灵枢·邪客》说:“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岁露》也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这里的“天、地”、“日、月”都是指自然界而言。古人说的“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就是这个意思。
自然界中,一年四时,气候变化,甚为规律:春暖、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生物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即成为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相应变化。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亦为万物中的一种,必然同样受到自然界生化规律的影响,产生相应变化。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涩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春夏阳气发泄,气血容易趋向于表,汗孔开张,故疏泄多汗;秋冬阳气潜藏,气血趋向于里,皮肤致密,少汗多尿。人体通过适应性调节,以维持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四时气候变化可影响人体气血运行,脉象亦发生相应变化。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是说四时气候的变动,使脉象发生相应的浮沉变化。该篇还具体描绘了脉象的状态:“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原理为人的气血阴阳随自然界四季阴阳之气的消长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样之例,《素问·八正神明论》亦说:“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天气温和,人体气血运行流畅;天气寒冷,人体气血运行容易凝泣不畅。为什么冠心病容易在冬天寒冷季节出现心肌梗死,高血压容易在冬季并发中风,道理就在于此。《素问·异法方宜论》也记载了地区不同,气候不同变化各异,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生理活动。如北方多燥寒,人体汗孔多致密,江南多湿热,人体汗孔疏泄多汗。在病理情况下,地质不同,体质不同,其发病亦多不相同。
《内经》认为人体只有保持与自然界环境的协调统一,才能维护健康,否则就会生病。所生疾病,又常与季节气候相关。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春病善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泻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可见,古人已认识到人体具有季节性的多发病,这是人与自然气候失调的结果。正是这种“天人相应”的观点,才是指导医生在治病时,要遵循“因时制宜”原则,准确分析自然环境变化与病理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出适时的恰当治疗方案。此外,在养生保健中要顺应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才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2.形神合一观
形指形体,包括脏腑、经络、精血、津液、皮肉、筋骨等有形器官组织;神乃指人之生命机能,含人的生理功能和心理活动。《内经》认为,形为神之基宅,神为形之功用,二者不可分割。形神合一观,是《内经》的生命观。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为疾病的标志;形神分离,即生命的终结。形本于神而生。《灵枢·本神》说:“两精相搏为之神。”“两精”,指男女生殖之精的结合,从而产生具有生命活力的形体。“神”是指新的形体的生命活力。《灵枢·天年》说:“何者为神?岐伯曰:气血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其意有二:一是说明“神”的产生,是建立在血气和、荣卫通、五脏成的基础上;二是说明一个完整的人应具备脏腑营卫气血及神气魂魄两个方面的活动,才成为人,亦即形神具备,乃成为人。《素问·上古天真论》还说:“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意为保持形神和谐,就能健康长寿,尽终天年。
形神关系,本质讲是心与身、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内经》形神观充分体现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史观,承认神是建立于形之上,同时也承认神对形有一定的反作用。如《内经》将精神情志因素作为致病的内因,诊察疾病强调“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治疗中把“治神”置于针药治病之先等等,体现了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
3.五脏主体观
《内经》理论体系把各种脏器,按其功能特性概括为五脏、六腑、奇恒之府三类型,且按其功能活动联系之规律,分别构成了五脏为主体的五个功能系统。人体这一以五脏为主体的功能活动系统,是通过经络的沟通,气血的通达,脏腑的联络来实现的。它的联系结构可简示如下:
肝系统:肝-胆-筋-目-魂-木。
心系统:心-小肠-血脉-舌-神-火。
脾系统:脾-肾-肌肉皮肤-口-意-土。
肺系统:肺-大肠-皮毛-鼻-悲忧-金。
肾系统:肾-膀胱-骨-耳-惊恐-水。
该五系统彼此间非各自为政,而是通过经脉的络属、五行生克制化、沟通气血的往来,进行着调节和控制,从而维持一定的稳定状态,构成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五者之间的调节和控制,是用五行学说的生克制化关系来阐明的。生理情况下,五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滋生,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病理情况下,一脏有病可以影响到其他脏腑,他脏有病,亦可波及我脏,同时由整体观念出发,分析病证的病理机制时,亦当首先着眼于局部病变所引起的整体病理反映,将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应统一起来,既重视局部病变和与它直接相关的脏腑经络,又不忽视病变的脏腑经络对其它脏腑、经络产生的影响。治疗时,局部的病变也必须从整体出发,制定相应的恰当措施。
4.邪正相争观
《内经》认为,疾病的过程从邪正关系来说,就是正和邪相互斗争的过程。其中,邪虽然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因素,然非唯一因素,尚取决于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故不论何种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千变万化的临床表现,却总不外乎邪正斗争的形式,亦即“邪正相搏”。《内经》并就邪正斗争的结果做了两种归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强调邪正斗争的胜负,对疾病的发生与转归起决定性作用。故《内经》既注重在生病时扶助正气,去除邪气,以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疾病向痊愈方面转化;更注重在未生病的情况下,保持正气,尽量避免邪气的入侵,以减少疾病发生的机会。《内经》邪正斗争的病理观,可以概括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归和预后,对后世病因病机学说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5.以平为期观
《内经》认为,人与自然、形与神、脏腑与阴阳气血等的和谐,是健康的标志;反之,人体就会发生疾病。所以,从整体而言,所谓治病,就是协调人体内(包括形与神、脏腑之间、阴阳之间)及其外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求得新的平衡和谐。故《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协调阴阳为概括之词,除了调整阴阳的偏盛偏衰,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的效果外,也包括协调表里、内外、脏腑、气血、形神的关系,以及气机升降出入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故《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和平”就是和谐、平衡之意。经文再次强调,疏通脏腑气血,使之通畅,条达,对于疾病的康复,有重要意义。《内经》所载治疗方法颇多,“以平为期”可以认为是对各种治疗目的的概括。
6.未病养生观
自古至今,“预防为主”已成为我国传统医学的指导思想。早在先秦时期,许多医家就提倡“上工治未病”,认为未病先防,乃医生的首要任务,且为衡量其医术是否高明的重要标志。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生动地指出了治未病的意义。明代医家张景岳更为具体地作出了解释:“古人的预防之道,由于始于未形,所以用力少而成功多。”故未病先防是防止疾病发生最积极的有效措施。
《内经》还具体概括了“治未病”的养生措施,包括顺应自然、调畅情志,包括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谨戒房事、导引吐纳等,诸多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研究预防医学、老年医学、康复医学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限于篇幅,诸多原文不一一选录评释,愿与同道坚持不懈地攻研之,以对中医学的发扬光大,做出较大贡献。
(二)阴阳学说及其应用愚识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为辩证的事物运动变化运动规律的系统学说。笔者在拙著《数术与中医》、《医易相通话阴阳》两文中,分别从阴阳的概念、渊源、演进及历代诸贤对阴阳的论述等内容,引经据典,广收诸家,结合个人认识,心得体会,反复论证了该学说对研究天文、地理、人事等各种预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指出“谨熟阴阳,无与众谋”及“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道理,故不再赘述。只讲中医药学运用中医理论,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以及治疗原则,结合个人三十余年的治疗心得,举其代表性实例,以记印证。
1.“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古人认为,自然界的“阳气”即“天气”,“阴气”即“地气”。若阳气在空间失于流通,则阴气就会向上空干扰,甚至充盈宇内。故经文云:“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古人还认为,自然界的云和雾,是从地而起的,雨和露是从天而降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如果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肃降。故经云“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将这些自然现象体验于人体,亦可从临床病例得到证实。如肺为华盖,位居膈上,其体轻虚,象天,而其气以肃降下行为顺。如果肺气失于肃降,不但会发生咳嗽、喘逆等症,同时还会影响到二便失利。观古书所载,治疗便秘,用紫菀清开肺气而大便得通,朱丹溪用吐法治膈上而利小便。笔者在临证中曾多次用“济川煎”治疗大便秘结,而哮喘病随即缓解或向愈。这均是从“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上应白露不下”的经文悟出来的。临床采用宣上导下之法,启上闸而开支流,疗效可靠。否则,二便闭结既久,势必有浊阴上逆而痞满呕吐等“地气冒明”之象。医圣张仲景以大黄甘草汤治食已即吐,地气通而上逆自去。清代医家尤在泾在《医学读书记》中说:“肺气象天,病则多及下阴,大小肠象地,病则多及上焦。”可与本节经文及所举病例相印证。
另据文献记载,阳气闭塞,地气冒明的病变现象,更有甚于已所举者。如清代医家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说:“阴邪横发,上于清道必显畏寒、腹痛呕逆、自汗、肉瞤筋惕等证。如果浊阴从胸而上则咽喉肿痹、舌胀睛突;浊阴从背而上,则颈筋粗大,其项若冰,甚或浑身青紫而死。”他还认为这完全是“地气加天之劫厄”。治疗方法,前者采用真武汤,后者急用干姜、附子。说得更实际的,要推清代医家周学海,他在《读医随记》中说:“肝肾内冷,阴气鼓动水邪,上掩心肺生阳(说明阳气闭塞,地气冒明的道理),逼闷率厥,神昏不醒,舌张不语,口眼歪邪,四肢拘急(说明阳气闭塞,地气冒明的病症);治宣温宣(清阳)重镇(浊阴),如黑锡丹之类”。同时并拟出宣通心肺清阳,温化肝肾浊阴的方药。
此外,“阳气闭塞,地气冒明”的另一病变,还可表现在“寒疝”及“气冲”两方面。寒疝病机,正如尤在泾所说:“卫气与胃阳并衰,外寒与内寒并发,阴反无畏而上冲,阳反不治而下伏”。治以金匮大建中汤及大乌头汤。关于冲气,明代御医盛启东在《医经秘旨》中说:“冲气上逼,有上腐烂阳气不足而阴气上干者”。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也认为:“脚气入腹,而见上气喘急,呕吐自汗,地气已加于天,治取朱章仪八味汤”。纯阳照当空,则阴翳冒明的地气,自然消退。
本节经文,经过古今大量的实践应用及在生理、病理、治疗上多方面的印证,较为切合实际,绝非空然无物。
2.“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上窍”,谓耳、目、口、鼻七窍;“下窍”,谓前后二阴。古人认为,气本乎天者亲上,气本乎地者亲下。人体内应当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有“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之说。该现象是人体生理功能的正常现象,亦即耳目聪明(含口能知味,鼻能闻香臭),二便通利。然此正常的生理现象若发生障碍或反常,则从生理走向病理了。清阳不出上窍,则发生耳鸣或耳聋,眼目昏花;浊阴不出下窍,则发生二便不利或癃闭。临床如遇这些病情,就要考虑清阳是否上升?浊阴是否下降?继之考虑“升清”、“降浊”的治疗方法。清末医家王燕昌(汉皋)以四君子汤加柴胡治阳气不畅的耳聋(《王氏医案》);元代医家罗天益(谦甫)以人参益气汤治目左视而白晴多(《卫生宝鉴》);明代医家江应宿以升阳散火汤治鼻塞不利(《名医类案》)。笔者在临床中常用补中益气汤加味治疗头目昏沉及阳虚外感证,收效颇佳。这均是根据“清阳出上窍”的生理情况,采用“升清阳”的方法,治疗阳不升于上窍的病变,正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所说:“诸经脉终,皆走于面而行空窍,其清气散于目而为精,走于耳而为听”,充分说明了“清阳出上窍”的具体作用。由此可知,清阳不升则耳聋不聪,从而可推知浊阴必须降了。浊阴不降而下窍不通的病变,主要是二便秘闭。古人之话,以三承气汤为寒下之柔剂;白散、备急丸为热下之刚剂;附子泻心汤、大黄附子泻心汤为寒热互结刚柔并济之和剂,是使浊阴从大便而出。而李东垣的滋胃丸治不渴而小便涩痛,是使浊阴从小便排出。笔者在临证中,遵照“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原则,机圆法活,灵巧变通,救活了不少重危之患。从而可以从生理之常,测知病理之变,亦可从治疗病变的机转中,认识古人所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实际意义。
3.“清气在下,则生食飱泄;浊气在上,则生嗔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清气”和“浊气”亦即“清阳”和“浊阴”。“飱泄”,乃食物未经完全消化而泻出;“嗔胀”,为胸膈痞满。经文之意是说,清阳本为上升,如果陷在下面,则运化失常,因成飱泄;浊阴本应下降,若凝滞在上,必然胀满。唐代医家王冰注曰:“热气在下则谷不化,故飱泄;寒气在上则气不散,故嗔胀。何者也?以阴静而阳躁也”,后世据此经文,从其病理变化中制定出“升清阳”而治泄泻,首推李东垣之经验,他以此法治愈自己由于阳气衰弱不得畅伸,伏匿于阴中的泄利(《脾胃论·下卷》)。笔者临证,仿其法而应用于气虚下陷的久泄证,每获良效。不过升举阳气以治泄泻,实非始自东垣,汉张仲景在《伤寒论》少阴篇中已有先例,只是非内服药而是温灸法而已。原文曰:“少阴病,下利……当温其上,灸之”。明代医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中释谓“上,谓顶,是百会也”。因百会穴属督脉,位于顶巅,主一身之阳气;凡属阳气下陷的泄泻或泻久而元气将脱者灸百会,能使阳气健行,泄泻自止。说明飱泄的病理是清阳下陷,升举清阳治飱泄,是恢复生理之常的治法之一。但清阳下陷之疾,非一定限于飱泄,亦可能便血、脱肛。故后人根据升清阳治飱泄的启示,投治同一发病机理的便血和脱肛。至于散浊阴以治嗔胀,李东垣采用内外兼治的方法,先灸中脘引胃中升发之气上行清道,继用木香顺气汤使浊阴之气下降。明代医家周慎斋则更有亲身经验,他针对“浊气在上则生嗔胀”的病机,制定和中丸,主药为干姜、肉桂、吴萸,另加人参、益智仁、青陈皮、紫苏、泽泻、小茴香、破故纸、苡仁、芍药煎汁拌炒。(详见《慎斋遗书》)。喻嘉言创温中降浊法,先服理中汤接服旋覆代赭汤,以治浊阴上逆的膈证和哕证。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的王士雄更加活用,仿其法以治噫气。
总之,他们的治法无非使在上的浊阴下降或疏散,则嗔胀、膈、哕、噫气等患自隐。举例非多,均系受经文的启发而得。
4.“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素问·生气通天论》
本经文宗旨,是指出阴的性能是蕴藏精气而供给养料,阳的性能是保卫外层而使其巩固。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就是说,属于营养性的阴精,必须要具备生化运动和卫外功能的阳气,才能发挥它在外所起的保卫作用,正因为阴阳是相互为用的,才能保持机体的健康。反之,内在的阴不能蕴藏精气,势必养料亏损,渐成内伤因素;卫外之阳失于保卫,则肌腠不固,易遭受外邪侵袭。前者即“营阴虚”,后者即“卫阳虚”。营阴虚之象为脉虚无力,口咽干燥,内热便结,还会伴发失眠、健忘或梦遗等;卫阳虚之象为脉大无力,少气懒言,畏风怕冷,食少,便溏等。此乃二者虚的一般情况。
然而,阴失藏精和阳失卫外两病机,仍为阴阳的某一方面失其凭依,或不相为用,形成“阴不为阳守”和“阳不受阴使”的反常局面,则所见症状就非如阴失藏精和阳失卫外那样的简单了。
“阴不为阳守”的病变,在大泻久泻或大出血之后最为常见。由于大泻久泻或大出血使阴伤于内不能为阳守,临床必见脉微、目闭、唇白、面㿠,或气喘不得卧;进一步发展到阴尽阳无所附而汗出肢冷。“阳不受阴使”的病变,在虚劳或老年人误发其汗最为常见。由于不应汗而强责其汗,或大汗不止,则亡阳于外,《伤寒论》第20条桂枝加附子汤和第68条芍药甘草附子汤证,均为典型病例。
从汗多亡阴,下多亡阴的病理机制中,充分反映出“阴在内”、“阳在外”的生理现象。
总之,“阴精内藏,卫阳外固”,是阴阳各尽其职;“阴为阳守,阳为阴使”,是阴阳相互为用,均是人体生理的正常表现。反常方面,病理机制有二:轻者是“阴精失藏”或“卫阳失固”;重者是“阴不为阳守”或“阳不受阴使”,酿成“亡阳”、“亡阴”的危笃证候。如不救治便成为“阴阳离决”一蹶不振的绝证了。至于治法,盛启东《医经秘旨》中曾扼要指出:“过用阴精而阴脱于下,暴汗伤阳而阳脱于上,则各补其阴阳”。又说:“阴虚阳无所附,法当峻补其阴以摄纳其阳;阳虚而阴无所依,法当峻补其阳以承领其阴”。此治疗措施,前者适用于“阴精失藏”或“卫阳失固”的病机;后者适用于“阴不为阳守”或“阳不为阴使”的严重局面。设得其当,救治及时,或可使反常的病理回复到正常的生理状况。
5.“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如前一再述及,人体内阴阳只有维持相对平衡,才能保证健康无疾。如果阴或阳偏胜,就会影响到相对一面而发生病变。阳之属性为热,阳胜了势必发热;阴之属性为寒,阴胜了自然怕冷。但体内阳偏胜为病的机理,是由少火而壮火而元阳。阳热伤阴,势所必然。若阴胜则非如此,它是由于阴寒盛汩没元阳,或由阳不足而导致阴胜。故本条经文句首的“阴胜”和“阳胜”应“阴寒胜”或“阳热胜”来理解,不能认为体内的阴阳正气旺盛;而句末的“阳病”和“阴病”,则是指体内的正气受伤,病变现象。正如所说:“阴胜则寒,阳胜则热”。对其具体症状及转归,为便于叙述,据经文旨意列表分析如下:
表1. 阴胜则阳病——寒实证
(从略)
表2. 阳胜则热——实热证
(从略)
上面经文举出两个病例的症状,与临床所见完全相符。但“阴胜则阳病”和“阳盛则阴病”的病变,在临证时往往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如:
5.1“阴胜则阳病”:基本证候轻则形寒怕冷,四肢倦怠,食不化,大便溏,脉大无力;甚则肢冷自汗,腹痛吐泻。久之则脾肾阳衰,变证为胀满(脏寒生满病)或水肿。另有“阴胜而阳尚不病的”,可分两种情况:一为表寒证,头痛,项强,发热恶寒,无汗,骨节顽痛,脉紧舌苔薄白;一为里寒证,形寒肢冷,脉迟缓,苔白不渴,呕吐,腹痛便泻;甚或肢厥脉微下利清谷。
5.2“阳盛则阴病”:主要表现在温热病液灼阴伤阶段。最甚为热陷肝肾之候。证见昼轻夜重,口干消渴,饥不欲食,食则吐蚘,腰酸足冷,烦躁不寐,小便涩痛甚或癃闭,舌绛无苔或干粘带紫绛色;次为热陷冲任之候,证见朝凉暮热,冲任脉动,少腹里急,阴中拘挛,甚或舌卷囊缩,小便涩痛,男子遗精腰痛,女子带下如注,舌质焦紫起刺如杨梅,或舌红无苔而胶粘。另有“阳胜阴尚不病者”,临床所见亦有两端:最轻为热在气分怫郁之候,证见胸胁满痛,按之热甚,咽燥喉痛,小便色黄,舌苔黄腻而燥,或见红点或有裂纹。次为热在营卫之候,证见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烦躁口渴,唇燥,鼻孔干,目珠胀,舌苔白而底绛,或身热反减或恶热反甚。
在“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的同时,临床上还可以看到“阳胜则实,阴胜则虚”之象,前者可联系《伤寒论》表实的麻黄汤证和里实的三承气汤证;后者可联系到太阴病有关诸条。由此可知,中医药学所运用的阴阳学说,本源于实践,临床印证,实得觉悟。
6.“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胜则内热,阴胜则内寒。”——《素问·调经论》
以上所举“阳胜则热,阴胜则寒”,说明寒和热的病象,是随着阴阳偏胜而出现,故临床症状亦随着它们的不同属性而反应出来。但“热”并非一定是本身的“阳”胜所致,其中可能因阴不足而产生;“寒”也非一定是本身的“阴”胜所形成,其中也可能因阳不足所导致。在相互错综的病理机制中,古人是通过无数次的临证观察而得出的辨证经验,从“内热”“外热”“外寒”“内寒”的现象中,区别出“阳胜”“阴虚”“阳虚”“阴胜”的机转。鉴别诊断方法:阳虚的外寒与表邪的外寒不同,前者是不发热或微热,脉大无力,舌淡口和;后者多发热头痛,无汗,脉浮有力,并见骨节烦痛;同时,阳虚的外寒也不等于阴胜的内寒,阳虚外寒的冷感轻,阴胜内寒的冷感重。而且阳虚的外寒,多有自汗畏风,阴胜的内寒多有下利清谷。至于阴虚的内热和阳胜的外热也有区别,前者是肾阴素亏,虚火渐炽,而成骨蒸内热;后者是寒邪郁于肌肤,汗不得泄,形成体若焦炭的表热证。实际上,经文所说的“阳胜则外热,”是由于表受寒邪,导致阳气怫郁而发热,不是真的阳胜,真正阳胜的外热,表现在“中暑”、“暑湿”、“中暍”等证候里,在伤寒太阴、阳明经证中,亦有之。
7.“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胜则阳病,阳盛则阴病”,是病理变化上的正常现象,即阴阳偏胜之常病;而“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则是病理变化的反常现象,系阴阳偏胜趋于极点所导致。其机理与《灵枢·论疾诊尺篇》所说:“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和“寒甚则热,热甚则寒”相一致。它联系到临床方面,即是“阴胜格阳,阳胜格阴”的证候,亦即“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本质与现象问题。兹就其临床表现,分析如下:
7.1重寒则热(阴极似阳)
例如,身热面红,口渴喜冷,手足躁扰,语言谵妄,悉似阳证,但身炽热而喜得衣被,口渴喜冷而不欲咽,手足虽躁扰而神却静,语言虽谵妄而声微。此乃里真寒而外假热,亦即是阴胜于内,逼阳于外的“格阳”证。另有一种“戴阳”证,其病机也是真寒假热,但现象与“格阳”的真寒假热,表现在体内和体表,“戴阳”的真寒假热,表现在下部与上部,其症状是:气短息促,头晕心悸,足冷尿清,大便或溏或泻,面色娇红带白,口燥齿衄或鼻衄,甚则烦躁或去衣被。此为阴竭于下,阳越于上,上假热而下真寒的“戴阳”证,临床多见于肾阳不足,虚阳上越的患者。
7.2重热则寒(阳极似阴)
例如,手足厥冷,身热如焚,悉似阴证,但审其内证则口燥舌干,苔起芒刺,渴欲饮冷,喜寒恶热,小便赤涩,大便秘结,或自利清水,臭气极重,此乃里真热而表假寒,亦即阳胜格阴的证候。其中肢之厥冷,上肢必冷不过肘,下肢冷不过膝,不象真寒证的肢冷过肘膝。以上现象,多见于伤寒热甚,失于汗下,或温病伏热深沉,不得外达的患者。
总之,“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均为阴阳偏胜的实证,因而症状也错综复杂,充分体现了现象与本质的特殊矛盾。按照古人的经验,要认识阴胜格阳的关键,先从脉象上去找,由于本证病机是阴寒内胜,逼迫真阳散越于外,外象虽呈种种假热象,而脉搏必浮数,按之欲散或浮大满指,按之则豁然空。辨别阳胜格阴的关键则要注意辨舌,因此证是阳郁于内,仅见“胜己之化”于外,虽见肢冷脉伏,吴又可称为“肢厥脉厥”;故脉象难凭,而察舌较为可靠。其舌质必干燥不润,边尖红赤而不淡白,且多呈黄苔或黄糙苔。因附于此,以丰富“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在临床上的应用。
8.“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前条“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是说明阴阳偏胜的病理机制;本条则指出“阴阳偏衰”的活法。经文认为,某些热证如果通过苦寒药治疗而热仍不退,那就要考虑此“热”非为阳邪胜而是真阴衰,应当采取养阴以退热;某些寒证,如果用辛热药治疗而寒仍不除,既要考虑此“寒”非阴邪胜而是真阳衰,应采取补阳以除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就是此意。王冰注曰:“言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也”。这种从病的根本上探求治疗法则,既恰当,又有效。盛启东更把它申述说:“黄连、苦参,久服而反热,附子、干姜多饮而反寒;虽云久而增气,反招见化之忧,究不外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则更言之有物了。
前举例说明:凡肾阴不足虚火上炎之患者,虽见热证,如目赤、口干、舌红、咽痛等,却不通用苦寒直折其火,而宜壮水滋阴,使真阴渐复,虚热自退。又如真阳不足的患者,证见形寒畏风,腰背觉冷,四肢不温,却不能用纯辛热以祛其寒,须用金匮肾气丸之类补水中之火,使真阳充足,寒象自除。此为临床的一般证治。
由此可以联想到,下多亡阴而阳脱,或汗多亡阳而阴脱,则脱阳者当补真阴,脱阴者当补真阳(从亡阴到脱阳,从亡阳到脱阴,二者均是相互为用,其来自有的),故古方真武汤重用芍药,生脉散必用人参,意义非常明显。前人治例,阳脱由于真阴下竭的,清代名医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中用龙牡复脉汤固护元气,敛阴益液,摄纳真阴,镇潜虚阳;阴脱由于元阳外泄的,清初医家冯兆张(楚瞻)在《冯氏锦囊秘录》中用“全真一气汤”,以大剂滋阴药经参附助长气化,使上能散于肺,下能输津于肾。这一病理机制及治疗方法,与经文“寒之而热取之阴,热之而寒取之阳”可融会贯通,即所谓“求其属也”。
以上所述八条,首条从自然现象的正、反两个方面,印证到人体生理、病理及其治疗;二至四条,从生理的阴阳印证到病理的阴阳;五、六两条,从“寒”或“热”的病理反映中分析出阴阳的偏衰和偏胜,并加以对比互勘;第七条说明阴阳的偏胜造成特殊病变时,不能只从寒热现象上去观察,而要从寒热转化过程中勘出其本质;第八条则说明阴阳偏衰的证候与治法。
病案范例 以少胜多
古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是说临床多实践,积累经验,是获取治愈疾病的必要途径。对此我一直坚持,始终历行。虽患有数病,动过十余次手术,且患过急性黄疸型肝炎,贫血严重时血色素5.5克至7克左右,至多也只是9克左右。但我的一贯特点是对自己的病根本不在意,总是关心别人的病。即使病重时躺在铺上输血或输液,如有患者找我看病,总是愉快接受,精心诊治,予以精神满足和病痛消减。在县卫校和中医院担任领导时,虽事物实多,工作繁忙,亦从未脱离临床,影响拯疾扶危,治病救人。40多年的不断磨练,逐步提高,基础理论日益飞跃,医疗技术显著进展。临证中,不论内、外、妇、儿病症,还是针灸、正骨、心理等治疗,均已中医传统理论为指导,力求突出中医特色,体现中医优势,以古今名家经验统纲,经方时方活用,辨证论治,整体推敲,力求准确;遣方用药,务实精当,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对常见病、多发病诸多病例,勿需详录,以省笔墨,仅记取部分疑难危重病案,以少示多,供同仁参阅并指教。
1.赵某某,男,12岁,邹平县明集镇兰芝里村,1994年8月初诊。因急性肾炎在某医院治疗10余日,效不显而托熟人送往济南铁路医院就诊,住院治疗近半年,经输液、注射青霉素、激素治疗等,不仅毫无效验,且病情愈加严重,自动出院返家,找我诊治。患儿面白胖嫩(严重激素面),周身悉肿,纳呆呕恶,脘腹胀满,尿少便溏,胸腹腔积液,下肢按之凹陷不起,舌红胖无苔,舌面点状糜烂,脉来细数无力。家长云仍服利尿药,每日还服用强的松12片,维生素C 6片等。我辩证为脾肾阳虚,气阴双亏,三焦气化失司,水湿泛滥。治法:首先嘱告其家长,停用西药,强的松每五天减用2片,尽量少食盐,肥腻食物,忌食辛辣,慎防感冒。即予健脾益气、开胃消胀,佐以养阴,以香砂六君子汤加黄芪、炒扁豆、青蒿、薄荷,服用6剂,呕恶胀满得消,水肿如故。更真武汤合五苓散加大腹皮,尿量增加,下肢浮肿略减。斟酌再三,系脾肾阳虚,中焦虚寒,影响气机升降,遂改用实脾饮合五苓散加减:党参、黄芪、白术各12克,熟附片、干姜各8克,桂枝、木香、厚朴、草寇、陈皮各6克,茯苓、泽泻、大腹皮、木瓜各10克,葶苈子、车前子(均包)各15克,水煎分两次服,日一剂。随症时有稍作加减,服药二个月,胸腹水全消,检查肾功能复常。随访至今未复发,已结婚,今年春天其妻喜生一女婴。
慢性肾炎非中医病名,多由急性肾炎失治、误治转变而成。数十年的临床观察,可分为肾病型(水肿或无水肿期)、隐匿型(蛋白尿为主)、高血压型、混合型等,诸型可互相转化。不论何型,都要辨证论治,灵活遣方用药。如水肿型,《内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该论述不仅文字精彩,寓意更深,说明三焦气化功能全赖肺脾肾之阳气生化水气,运行于体内各组织间隙,如三脏阳气虚弱,蒸化失职,则制约水气功能失司,水气妄行,发为水肿。故肺、脾、肾在三焦是统一整体,不可分割。具体到临床,又可分为肺失宣降,脾运失司,三焦气化不利,治宜宣肺通阳,升降肺气,运化脾阳,通利三焦,我多用越婢加术汤加杏仁升上利下,以治咳喘利水消肿;加连翘、赤小豆清热解毒利水,重用白茅根,既清热凉血,又止血清除尿中红血球,且能利水消肿。再是肾病型,又细分为脾肾阳虚,水湿泛滥及后期(低血浆蛋白性水肿)。我都是按阴阳盛衰、五行生克制化理论,精审细酌,随症治之。常用真武汤、实脾饮、萆薢分清饮、五苓散等加减。菟丝子、冬瓜皮、生芡实、桑白皮及疏肝、柔肝、清心药,亦常随症加用。治愈患者达数百例之多,尤为青少年为最,不少都已成婚生子,找我致谢。不一一列举。
2.癌瘤治验:临证常见、多发,由于病机复杂,病因多端,治疗棘手,难以获愈,故人多畏之,认为是不治之症。我从事中医工作近半个世纪,诊治该病确实不少,认为其发展规律,除共性外,各有其特殊性,且易复发和转移。但只要严遵辨证论治,谨守理法方药,和阴阳,调气血,扶正达邪,“以平为期”,并非不可治愈。即该病初期,邪正俱实,攻逐无碍,实邪呈威,攻不可缓;中期邪实正虚,宣攻补兼施,扶正祛邪,以逸待劳;后期正气衰败,病邪亦渐缓,治当固守元气,匡扶正气,以待病延年。肝癌、肺癌、胃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经治而缓解,向愈者,多达数十人,兹举3例如下:
(1)崔某某,男,58岁,邹平县韩店镇肖镇村。1983年3月初诊。主诉:时有胃脘胀痛、纳呆、呕恶已十五、六年,每生气、劳累即发作,服用木香顺气丸、舒肝和胃丸即缓解。近2个多月来,诸症加重,伴有呕吐,形体消瘦迅速,体重下降20公斤左右,经服用上药无效。遂赴148医院诊治。经钡透、胃镜检查,确诊为胃癌,动员其手术治疗。患者惧怕,回家请我诊治。辨证:胃脘胀痛,恶心呕吐,纳呆,眠差,便秘,形体消瘦,舌淡胖苔浊,脉弦滑略数稍无力。“胃以和为顺”,此乃肝胃不和,气机逆乱,故先用理气行滞,分导引流为法,以香砂六君汤合小柴胡汤加减:春柴胡24g 条黄芩12g 台党参24g 清半夏12g 广木香10g 川厚朴10g 炒枳壳15g 壳砂仁10g 大腹皮12g 玫瑰花6g 甘 草6g 生 姜6g 水煎分2次温服,日一剂。并嘱咐忌食辛辣油腻,勿生气,节饮食,莫劳累。服用6剂,诸症显减,呕恶已消,饮食有加,唯仍便秘,效不更方,守上方加炒卜子30g、大白片10g,再服6剂。药后诸症消失,精神振奋,只是周身乏力感,更用补中益气汤加鸡内金、生龙牡各24g,因舌暗脉弦涩,酌加三七粉、炮山甲各6g(冲服),连用15剂,体重增加,体力渐复,随症适当加减,共服药二个月,至148医院复查,未见癌瘤。继之由参加轻度劳动,到完全参加各种农活,已如常人。10多年后又患坐骨神经痛(寒痹)经用三痹汤加减10余剂而愈。后凡家中人生病,都由我诊治。2003年夏病逝,享年85岁。
(2)李某,男,52岁,高青县青城镇人。2008年秋初诊。主诉:述10年前曾患肺结核,经注射链霉素和服用抗结核药,基本治愈。经对症服药半年多,体力渐复,能参加各种劳作。不料四月初,卒感胸闷痛,左侧甚,咳嗽,痰中少量血丝,呼吸较困难,伴有发热。经针、药治疗,发热退,余症不见好转,遂赴148医院治疗,经胸透、拍片,确诊为肺癌,不同意手术。回家找了一个中医治疗。该医生说治疗该病很有把握,一年包好,遂开了一个月的药,价格1480多元,诸症似有所减轻,便又取了半个月的药,价近800元,不料仅服用2剂,咳嗽加重,大口咯血,胸闷痛亦更重,便想找该医生询问缘故,恰逢我在当班,便叙说了病之过程。查寻前医用药,多为清热解毒之品,如全虫、蜈蚣、白蛇草、双花、连翘、半枝莲、鱼腥草等及益气养血药共20多味。我对前医之治疗,未加评说,只是告诉病人可能病情发展,不必惊慌,遂征其同意,重新让我诊治。辨证:咳嗽、血痰,时大口鲜血咯出,左胸痛,呼吸困促,面色㿠白(贫血貌),纳可,眠差,二便尚调,舌淡胖有瘀斑点,苔少,脉弦细无力。遵“急则治其标”法则,以张锡纯前辈之“补络补管汤”加白茅根予服:生龙牡(捣细)各30g 净萸肉30g 三七粉(药汁送服)6g 白茅根60g 水煎2次温服,日一剂。开药4剂,花钱76元。药后咳血已减大半,诸症尚存,大便稍秘,守上方加生赭石(轧细)20g,藕节15g 再服3剂,药后咳血得止,考虑原有肺结核,病史较久,参辨诸症,五行生克制化,脾肾双亏,遂改用益气健脾、温补脾肾,以补中益气汤、金匮肾气丸等随症加减。共服用3个余月,复如常人。今春夫妻二人前来致谢:李院长,谢谢你治好了我的新病、陈病,俺一辈子也忘不了您。我说这是应该做的,让病人起死回生、转危为安、身体康复、全家幸福,是我的责任,更是我的心愿。
运用中医辨证论治之特色,理法方药之优势,治疗诸多疑难杂症、危重症,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课题。通过数十年的实践探索,我感悟颇深,体验甚多。还是以西医所谓的肺癌为例来说吧,我认为该病的症状无非是局部和全身两种。一般早期主要是肺部以外表现,如全身乏力,骨及关节肥大,常呈对称性、游走性,关节亦可有红肿热痛及活动受限。杵状指、皮肤瘙痒性皮疹、皮肌炎、肌肉萎缩、糖尿病、下肢浮肿,男性可表现为乳房肥大、睾丸萎缩等。局部症则主要为咳嗽、血痰或咯血,胸痛,呼吸困难。发热等。而以中医理论辨之,则多为痰热壅盛、阴虚毒热、气滞血瘀、肺肾两虚所致。经云:谨守病机,勿失气宜。痰热壅盛治宜清热化痰、软坚散结,用海藻玉壶汤加减;阴虚热盛则宜养阴生津、清肺化痰,方用清燥救肺汤加减;若气滞血瘀则宜行气宽中,活血止痛,血府逐瘀汤主之;脾肾两虚者,当健脾益气,温补脾肾,以补中益气汤、金匮肾气丸化裁为要。
今年8月份,邹平县长山镇卢某某,女性,患者因肺癌已化疗两个月,效不显,经辨证为气滞血瘀,遂用血府逐瘀汤加炮山甲、夏枯草、生牡蛎予服,6剂后诸症有减,饮食稍增,自觉精力爽快,随症加减,服药一个月,停服10天,更健脾益气,宣肺滋肾以治本,现病人一切稳定,尚在进一步药物、精神治疗中。因其丈夫李某是15年前因病住周村148医院治疗,病已垂危,带吸氧袋回家待时,而我诊治后不料病获痊愈,这也是其夫带其来要我诊治之因。
不过古人云:“肺为娇脏”,“肺为贮痰之器”,“虚若蜂窠”,“得水则浮”,“熟而复沉”,故临床凡峻猛攻坚破瘀之药,实当慎施,不可滥用,而最适宜者还是化痰软坚、益气生津、宣降肺气、健脾滋肾等和缓温润之品,我还喜欢重加炒卜子、鸡内金、白茅根、全瓜蒌等品,以补土生金,化痰润肺宽胸、凉血利水等,茅根且有止血之功,经多年实践证实,对增强疗效,大有裨益。
总之,对中医内科教材新列的49种病,外科的诸多病,尤其儿科的诸多病,妇科的经带胎产、脏燥、乳疾、骨科的指、腕、肘、肩、上颌关节脱臼的手法复位、针灸、药物等治疗手法,都取得了很多治疗经验,大多效果良好,可彻底治愈,病人得到康复,各种化验指标检查恢复正常。
因工作认真,热心服务,勤于磨练,乐于读书,手不释卷,攻研医易,频于临床,应诊不暇,虽未经媒体广告宣传,只是病人传病人,至今仍然忙碌不闲,所以虽几十年愈人无算,却难以写出完整病例,不便一一列举。常有大量治愈后的患者,来登门致谢,叙旧谈心,已颇感欣慰。
我已年逾古稀,仍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医药事业献身,为传承晚辈努力,并誓愿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七十华诞时,曾拙拟“七律”——七十抒怀一首,兹录之以言余志:
古稀有逾心欣喜,今逢盛世怀兴姿。
勤求博采惜光阴,读经识典珍暮时。
芸窗日夕阴阳推,吟苑月明五行举。
醉赏晚霞更锦灿,嘶风老驥再宏图。
庚寅年重阳节于忠信斋
【注】本文摘选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三辑》。